但是它是用传统语言写的，我们还是需要用现代的方式让大家理解它。

黑格尔指出：人必须从最低欲求的满足，进而走进精神的元素中，努力从知识和意志中，从知识和行为中求得满足和自由。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从思想根源上来看，可以归结为学习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式及其主体性思想。

其特点是： （一）个体性自我被淹没于盲从统治者意志的社会群体之中，一切都依赖个人所属之社会群体，思想言行都听命于父母、家族以及最后唯专制皇帝之命是从。人在各种微生活中，表达自我当下的、片段的情绪和感受，以至即兴的创作，从而大大扩展了自我表现的领域，分享丰厚的世俗生活的意义。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为人由己，虽有从自我真情出发而为仁的思想因素，值得珍重，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人自觉地服从贵贱等级社会群体之周礼。这是因为求知境界以主—客关系为基础，客体及其规律外在于主体，是对主体（自我）的一种限制，限制就是不自由，尚有隔阂不通，所以求知境界还未达到万有相通之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些用语显得有些晦涩难懂，我想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把这种关系叫作天人合一。

巴门尼德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命题也是主体与客体浑然不分的表现形式。二 一个民族思想文化形态的发展，与个人精神发展过程相似，也要经过上述三个阶段，才能达到完满的万有相通之境。第二次了解他对政治的看法，以此类推——如此就可以归纳出某位学者的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化理念，诸如此类，这样就可以写文章了。

四  、阳明学的师道精神 作为一个大学者，王阳明的出现自然会扰动原来的思想秩序、文化秩序与意识形态格局。它背后所依托的，首先就是道，你不能没有道，就说自己了不起，那是一个妄人。万历时代，甚至形成一个主要以江南为基地，以王学为基本信念的在朝王学群体，把持朝政不下二十年。孟子讲的出处之义，实际上你自己是知道的。

这是历史本身的一个吊诡，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历史人物有他的同类作为参照系。假设一个君主，要真正保质保量地完成他所承担的礼仪性的功能，那么这个君主其实只能是虚君，这一点很多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人并没意识到。

我们知道，朱棣是用武力推翻了侄子，所谓靖难之役。明朝建立于1368年，此时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比如今文经学家康有为，他对王学的判断，就是直截明诚，活泼有用。这种师道精神，不是我们今天做老师，对学生讲的师道尊严。

好的历史研究，必须具备一种历史感。比如他自己姓朱，所以便异想天开想要禁止民间杀猪。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由南京鸿胪寺卿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和赣州。这个方法今天固然是学生入门的方法，但却并不必然带来好的历史研究。

我们知道，明朝是由君权独尊到君权失范，君权难以承担独尊的权力，实际一直在走低。此事最终的解决，就是在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正式被官方承认。

王阳明是有事功的，他的事功也因此被看作是镇压农民起义。嘉靖六年（1527），广西又发生了土官的叛乱，于是把王阳明起复，令他出征。

但在这个场合里，我是老师，你是学生，你不是皇帝。为什么要把吴与弼奉为儒宗？如果和后来那些理学家比，吴与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但是吴与弼最了不起的一条是，他什么功名都不要，就是不参加这个体制。平定以后，嘉靖七年，他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自己径回老家，在回去的路上便去世了。我在这里不去讨论太平天国，但它的效应是很明显的，就是梁启超、胡适等人所讲的，由于太平天国的杀戮和战争的破坏，以中国自宋以来最富庶的地区——江南为依托的清代汉学，遭到了一次摧毁性的打击。而王阳明的事功，特别是平定种种叛乱，无论是地方叛乱，边境少数族群的叛乱，还是正德十四年的宸濠之乱，都和他喜欢讲军事有关。理解王阳明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里，作为一个特殊人物被提出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

吴与弼后来被人推荐给皇帝，举荐到到朝廷里，他迫不得已去走了一遭，很快就回来了，所有职位都辞掉了。他们有他们的方式来抗衡。

过去其实很多人也是这么读史的，比如苏轼，便主张带着一个问题读书，所谓八面受敌法。所以他的祖训是不杀士大夫，要和士大夫结盟，对抗他们控制不住的那些武人。

师道精神的一个具体体现是王阳明的讲学，讲学同时也是新的社会组织的一个萌芽形态。内阁一开始只是顾问，但是后来被制度化，在这个过程里，原来被废除的相权，又以内阁的形式借尸还魂。

我刚才提到了程颐，程颐与王安石，两个人观点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个方面很像，其中一个重要的事迹，就是当时给皇帝讲经筵，以前的人都站着授课，王安石和程颐来主持经筵，就一定要坚持坐讲。正德五年，西北的安化王朱寘鐇也起来叛变，终被平定。这是那个时代里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声音。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文革才过去几十年？我们今天讲王阳明，离我们现在已经五百年了。

即使有历史感，同样的时代里，每个人对现实的感受也还是不一样。家天下时代，政权是君主和他的家族，还有他所控制的武力代表的。

后人因此推崇王阳明，固然有一定道理，当然也有人认为王阳明在事功上没有那么了不起，这要具体讨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笼罩性没有那么强烈。

大众也好，某一行业的精英人士也好，社会不同位置的人，看到的、感受到的，还是有区别。（本文是作者2016年4月10日在静安书友会复兴论坛一三一期上的演讲。

当然这里可以引申出一个话题，就是那些靠权力或者外在势力支撑起来的名望，总有跌落的时候。但是这么多年，很多学者，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有了这个东西，然后和世俗的君道，政治权力来抗衡。许多人把王阳明看成主观唯心主义的、禁欲的僧侣哲学，说他的观点同样是为了加强对民众的精神奴役。

这时，学者要提自己的东西，要自得。我们看《明史》的《礼志》，朱元璋差不多所有第一级的祭祀，包括祭天、祭上帝、祭南郊北郊、祭祀宗庙，等等，他都非常认真地参加。

因为有了儒学的实践性，你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就不只是一个理想，而是当下就应该实践的。王阳明所自言的狂者胸次，便是最好的证明。

王阳明还有一点，与以前的儒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要恢复儒学的实践性。在文化上，一个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编辑《孟子节文》。